比如孔子讲仁者爱人,本来爱是讲情感,但在理学家那里,做出了性情之分(程、朱等人),爱是情,爱之理是性,情是形而下者,性是形而上者。
很多哲学家用万物指称生命,即使是非生命之物,也与生命直接有关,即统属于生命系统,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万物。阴阳本身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,阴阳变化就是生命创造。
正如程颢所说:天只是以生为道。但是,对象认知最终要回到存在认识,借用佛家的话说,就是转识成智,这个智是生命智慧。程颢是最先提出天者理也[23]的哲学家,但他又说:天之所以为天……只是苍苍然也。和儒家一样,道也是以生为其根本功能。[26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,第5、9页。
这样,生命存在就不只是一个存在,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。[40]《遗书》卷一,《二程集》,第4页。积极地说,要爱护和保护万物之性。
所谓情思,就是以生命之爱为美、为乐。[29]《朱子语类》,第1033页。因此,他用引而不发说明二程的意思,要学者深思而自得之。[31]《朱子语类》,第1031页。
这样的学就是尽心之学,其中有内在的充实之美,这就是乐之所在。[2]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,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周敦颐、二程兄弟和朱子,都很重视和欣赏孔颜之乐,将其视为与人生幸福直接有关的终极性的追求。
[33]《诗经集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第1页。生生之理既在天地之间流行,也在吾心之中流行,吾心之流行即是天地之流行。人有这种境界,不仅触处皆乐,而且表现在行动中,有所作为。[23]《朱子语类》,第1029页。
因此,曾点莫春以下所说,只能是触处而言,不能用概念语言去表达,即不离事物而又超然于事物。他看那几个说的功名事业,都不是了。咨嗟咏叹完全是表达情感的,出于性情之自然,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。气象因个性不同而各有特点,具有独特性。
他们认为,人能够体验到孔颜之乐,就标志着达到圣贤境界了。朱子明确指出,乐之所在,不干富贵贫贱事,而是另有所在: 得其欲,即是私欲,反为所累,何足乐。
境界一词,固然来自佛教,但朱子在使用这个词时,赋予了新的意义,与我们今日所说之境界比较接近。古人有很多形容人格美的词汇,理学家则称之为气象。
若都不在事上学,只要便如曾点样快活,将来却恐狂了人去也。欲有好的,有不好的,但欲是人之所不可免者。[42] 好的诗,不仅有滋味,而且有义理,因此要玩味义理,咀嚼滋味,少间推来推去,自然推出那个道理。天地之运,春夏秋冬,是自然之事,即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国风,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,所谓男女相与咏歌,各言其情者也,是民俗歌谣之诗也[38],并不像《诗序》所说,篇篇都是美刺之作。程颐少年时即作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,提出学必尽其心,而仁义忠信不离乎心,因此,颜子之德,可谓充实而有光辉矣[6]。
[18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130页。所谓忧者,非其所可忧也。
没有人,则不能发现事事物物的生命意义。孔子赞美颜回说:贤哉,回也。
[37] 朱子的这个见解,将先儒加在《诗经》中的说教一扫而光,大有助于恢复《诗经》的本来面目。天理流行之乐,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,但是又能以一种超然的心态去看这些事物,而不是陷进欲望事功之中,这才是吾与点也的真义所在。
这说明,人生快乐不快乐,与富贵贫贱没有关系,不能从富贵贫贱中得出乐与不乐的结论: 问:颜子`不改其乐',莫是乐个贫否?曰:颜子私欲克尽,故乐,却不是专乐个贫。所谓眼前景致,就是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,沂水、春风和祭台,真所谓良辰美景。其所以无不昭彻,从心中流出,即有内在的光明之德。[2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87页。
是他见得圣人气象如此,虽超乎事物之外,而实不离乎事物之中。唯有当下,才有真正的快乐。
不改其乐、不害其乐,都是针对贫贱而言的。言情正是诗歌的特征,情感则是人的真实存在。
所谓人之一身,便是天地,是从天人合一的境界上说,朱子称为意思。如果出于私欲,无论富贵与贫贱,都受其限制,不能自由,不能乐: 一得富贵,便极声色之娱,穷四体之奉。
[20]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,既是客观地说,也是主观地说,是主客合一地说。朱子认为,《诗》有三义或三经,即赋、比、兴三种体裁。这种内在美是和仁即善联系在一起的,是以仁即善为其真实内容的。[26]《朱子语类》,第1027页。
所谓天理流行,是指克去私欲之后心与理一的天人合一境界。[27] 所谓人之一身,便是天地,并不是从形体上说的。
尧舜之心,亦只是要万物皆如此尔。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,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,则庶乎有以得之矣。
朱子所说天理流行之乐,是指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之美,曾点只是举其一事而言之。实际上,朱子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,就是人有情感需要,一定要表达出来,但是,又不能用概念语言去表达,于是,便创造了诗的语言,即情感语言。